《淮南子》在西方英語世界的譯介始于19世紀80年代，至今已有近140年的歷史。在此期間，西方學者將《淮南子》的翻譯與研究相結合，圍繞文本，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社會歷史進行了一系列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西方學者開展的《淮南子》譯介活動既是《淮南子》研究領域的重要構成，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富于人文學術意義的光輝一頁。
1881年，在華從事報業(yè)工作的英國宗教學者福斐禮在《中國評論》上發(fā)表了《淮南子》第一篇《原道訓》的英譯文，揭開了《淮南子》在英語世界傳播的序幕。福斐禮將“道”理解為“自然法則”，突出“道”的神秘性。盡管譯本中融入了部分基督教話語，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福斐禮對《原道訓》及其他道教道家文本的翻譯和研究，對中西方文化探索性對話具有積極意義。
1933年，英國浸禮會傳教士莫安仁在其前期研究的基礎上，選擇《淮南子》中的八篇進行翻譯，出版了《淮南子》的首部英文單行本。他將“道”創(chuàng)造性地翻譯為“宇宙精神”，在譯文中加入大量自己的解讀，并利用西方宗教、西方哲學，甚至西方文學中的內容對《淮南子》的思想內涵進行闡釋。這種做法，客觀上拉近了西方讀者與譯本之間的距離。囿于當時西方漢學的整體研究水平有限，譯本中存在著大量對原文思想的誤讀。但該譯本語言流暢，易于接受，在出版后的幾十年間，多次再版，對西方學界相關領域的研究產(chǎn)生了長久影響。
20世紀下半葉，美國取代歐洲成為海外漢學的研究中心，美國學者逐漸成為《淮南子》在海外譯介的主力。從已掌握的資料來看，這一時期共產(chǎn)生《淮南子》節(jié)譯本（或節(jié)譯文）9部。其中，1983年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安樂哲的譯本《主術：中國古代政治藝術之研究》是影響力較大的一部。安樂哲認為要想將中國哲學的原貌介紹給西方世界，就必須在譯本中如實地反映出中西哲學在思想內涵及表達方式上的差異。他將“道”理解為“世界發(fā)生的過程”，從政治層面對《淮南子》進行解讀，強調“道”的實用性。安樂哲摒棄早期譯者按照母體文化方式來建構他者文化的策略，在翻譯中盡量排除母體文化的影響，以圖還原一種客觀真實的東方哲學。安樂哲的譯本代表了這一時期西方學者研究視角的轉變。
2010年，《淮南子》在西方英語世界的譯介取得突破性進展。由美國漢學家馬絳等四人耗時15年合作完成的首部《淮南子》英文全譯本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四位譯者分別具有歷史學、哲學、宗教學等不同的學術背景，在合作研究中，學術視野更加開闊，可利用的學術資源也更加豐富。與之前的節(jié)譯本相比，全譯本的跨學科屬性更強，充分展現(xiàn)了《淮南子》文本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也反映了這一時期西方社會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及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影響。
從福斐禮翻譯《原道訓》到馬降等人的全譯本出版，縱觀整個歷程，西方學者在翻譯活動中圍繞《淮南子》原典而開展的對于中國古代尤其是漢代早期社會、文化、歷史的研究越來越廣泛、深入和系統(tǒng)。從最初的“以西釋中”，到“中西比較”，再到以原典為中心，開展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淮南子》在西方英語世界的譯介活動，體現(xiàn)出西方知識界對待中華文化態(tài)度的轉變。無論西方學者最初的動機為何，他們的譯介活動在客觀上起到了在國際社會中傳播《淮南子》，推動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美國漢學界出版《淮南子》全譯本的同年，國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華文庫》推出了由我國譯者翟江月、牟愛鵬合譯的《淮南子》全譯本，這標志著我國主動向外譯介《淮南子》的開始，也預示在《淮南子》翻譯和研究領域，中西方對話交流新時代的到來。(程躍)
